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加拿大人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暂停了部分商业和个人活动，为的是早日实现政府宣传的“使（病毒感染）曲线变平”这一目标。时至当下，各省政府相继宣布感染曲线已经“变平”之后，人们必然开始期待尽快重启社会生活。漫长而艰难的禁闭，使每个人的心情格外迫切。

 

但是要重启厂房、商店和学校，特别是要保持开放而不会因COVID-19病例死灰复燃而被迫重新关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公共卫生机构，是否具有广泛的甄别新增病例和快速追踪密切接触者，以防止少数病例快速大范围传染的能力。然而，这对于加拿大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疫情最严重的省份——安大略和魁北克的民众来说，还不敢说如他们所愿的那么美好。

 

从疫情暴发迄今七个星期时间里，检测试剂的储备在逐渐增加，但检测速度还未能加快，有人比喻本国的病毒检测依然像跌跌撞撞的老爷车一样低速运行。一周前，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主任特雷莎·谭博士表示，能够实现每天对6万人进行测试，将是重新开放经济的底线和前提条件。而截止到昨天，日检测能力还只有这个目标的一半而已。从全球范围看，德国方面称其目前的检测能力是每周90万人，这意味着德国在仅仅一周内能够检测的人数，比加拿大从疫情暴发到现在所检测的总人数还要多。这一数据对比实在让我等加拿大人感觉非常挫败。

 

可以回想一下疫情早期是怎样在加拿大暴发和传播的。当这一切开始发生时，我们知道的病例都与旅行有关，并通过密切接触扩大传播；几周之后，各地养老院开始出现群居感染，因此尽管有些姗姗来迟，各地政府开始把监测范围从自某些地区归来的游客扩大到了养老院，以及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监狱和日托所等他们认为高危的群居环境。但是为何病毒传播仍然没有停下来？究竟是在那些被认为特定的工作场所传播，还是在购买生活必需品或乘坐交通工具的人群中传播？是否存在因为违反社交间隔规定而引发的病例？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更糟糕的是，高级公共卫生官员们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大范围检测的能力。

 

就在上周，在一次讨论有关社区中病毒传播的很多未知事件时，安大略首席卫生医疗官大卫·威廉姆斯博士承认，甚至是在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四周之后，他们对于被感染的人群范围，其人口统计学特征是什么，这些人都分布在哪些地方，依然是一头雾水。因为检测数量不足，让他们根本无法进行统计学上的数据分析。显然，当防疫官员都这样摸不到头脑，疫情的扩散是很难避免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当紧急状态法规已经生效、大部分企业已经关停而且大部分人都待在家里的时候，官员们都不知道风险点在哪里，又怎么能指望当经济活动重启、数百万人走出家门时，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呢？到目前为止，病毒检测依然是我们及早发现和应对抗疫情最重要的工具，因为我们还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我们甚至依然没有可靠的血清或血液检测，来了解有多少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了COVID-19。面对疫情，除了口罩和手套，唯一的高科技工具只有检测，而这一点加拿大做得远远不够。

现在，一些国家已经通过广泛的社区检测和有力的接触追踪，来控制疫情并指导其经济重启计划。但加拿大还没有一套全国性的检测策略——当然省级检测方案和策略出台了不少，但这些检测方案的可信度并不让人心安。比如魁北克省一直在努力让工人重返工作岗位，目前该省每天有能力进行的测试量约5000人次；为了尽快开工，政府一再声称开工后有能力迅速增加到每天1.5万人次。但问题是如果真的有能力增加，为什么要等开工呢？现在就开始增加检测不是更合情合理吗？

 

如果没有更强大的测试能力，那么各省重启社会生活的计划——无论是魁北克的“快”还是安大略的“稳”——基本上都是在蒙上眼睛赌运气。只不过对于官员来说，赌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赌的可就是自己的命到底够不够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