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4月2日，加拿大全国新增确诊1271人，总确诊数达到了12389人。这样的新增趋势并不能说是让人感到恐慌，但同时全国因新冠病毒而去世的人数却大增47人，总死亡人数突破了200人大关。

在当前这样的和平年代，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工业化国家，讨论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生与死的抉择”，无疑是个尴尬的主题。但如今这场疫情让所有人意识到，这个残酷的问题从来没有真正彻底离开我们。面对瘟疫，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面对一个自古以来就无数次被讨论的道德难题，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生命价值到底是平等的，还是各不相同”？面对一场灾难，我们该如何决定谁应该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

 

特别让人悲伤的是，这个曾经只存在于哲学或者伦理学课堂上的问题，现在正逐渐演变成一起切实的公共政策紧急事件。

 

上周，来自安大略省密歇根地区一所医院的公开信被广泛传播。信中提到了重症护理的分类标准，明确指出，在感染新冠病毒的同时还存在癌症、心脏病、严重外伤等基础伤病的病人，“不属于”重症护理或救治的范畴；他们即使出现呼吸困难，不在会被分配到使用呼吸机的范围之内。“我们要优先救治恢复几率最高的患者”，这就是医院给出的最后解释。

 

很快《多伦多明星报》报道称，安大略省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类似的分类方案，并介绍了详细情况：随着疫情不断升级，安省只能采取这一最后手段，根据患者死于COVID-19或其他疾病的可能性高低，决定患者能否入住ICU。

ICU的使命本是救治最严重的的病人以拯救更多的生命，而今这一理念突然遭到普遍质疑，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如果医院不堪重负，那么传统的医疗系统职业道德是否还能继续维持？每一位患者能否都得到充分的救治？或者说，在决定救治哪些患者时，医生是否会更加不知所措、最终作出功利性决策？意大利就曾经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采用战时政策，依据年龄决定优先救治哪些人。

 

而加拿大人如今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虽然这是大家最不想看到的结果。此前看到其他国家的新冠患者死亡率不断攀升，加拿大人感受到的是关切而非恐惧；而今这一切都发生在了自己身边，大量加拿大人正在切切实实地死于新冠病毒。随着死亡人数和感染率的增长，逝者的名字逐渐被数字所掩盖。曾几何时，卑诗省的医疗官员还会详细解释每一位死者的身份，甚至还一度为死者落泪。但现在，死亡人数的宣布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的程式，并且官方也不再透露任何关于死者身份的细节。这一切都反映了社会对到死亡及其风险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国家邮报》近日咨询了两位知名生物伦理学专家，他们对流行病死亡率风险的看法截然相反。女王大学的Udo Schulkenk教授表示，如果医院缺乏资金和设备，无法保证医生的生命安全，那么医生是可以罢工的，且完全不需要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来自维多利亚大学的Eike-Henner Kluge教授则认为，医生有义务继续为患者服务，因为国家的医护行业属于公共事业，提供急救服务“是医生的天职”。但是他们都不得不承认，在不堪负载的医院里，哪怕是最敬业、最博爱的医生也会随着疫情一天天的推进，转变他们对于病人的态度，其通常是变得越来越冷漠。

 

这场疫情也改变了一些患者的思维方式，他们要判断自己还能够活多久，同时也感受到生命的可贵。通过简单计算“质量调整寿命年”，我们便能了解这场疫情给人们带来的损失，“用寿命质量乘以寿命年数”，根据得出的结果判断患者是否值得救治。其实ICU开始采用分类救治标准时，即意味着有些人更值得救治，这套经济风险分析系统的缺陷便开始浮现。“缺陷不是系统本身造成的，”Schuklenk说，“质量调整寿命年不过是衡量疾病负担和治疗效果的客观工具。真正造成这种缺陷的是大形势，是传染病肆虐，响应不足。”

 

在采访中Schuklenk表示，加拿大部分医院大多还没制定和实施临床方案。这样，当医院不堪重负时，就无法向患者和家属公布相关政策。密歇根一所医院面对这种事件时就表现出无所适从。他也举例提到，卑诗省的一所医院采用了功利主义救治原则，明确表示分类标准是有据可依的，是客观的。但是，这种客观的标准“与医生的使命相悖”。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而非在恐惧中制定重症护理标准。

 

亦如本文提到的密歇根那所医院的公开信所表达的，这种举措会让公众感到痛苦。随后医院又发布了一项声明，称希望这样的方案没有被使用的机会。而安大略省的方案也被称为是“最后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