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这个时代，没有人会否认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它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地引人注目。但与往常一样，因为加拿大的人们对重振经济更加关注，所以商业好像始终要比公共卫生更为重要。这其实也无可厚非，二战后为了抵抗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价值观宣传，解释西方阵营宣传的资本自由经营与社会不公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我们发明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宣传解决资本逐利性与社会大众的福利平等之间的矛盾可以且只能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财富的大量累计来实现。这一理论让我们相信民众的生命健康与经济景气密切相关，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局面就是过去几十年来健康保障与资本逐利之间“比翼齐飞”的直接结果。

新冠肺炎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紧要关头，并不是那些富人带领我们渡过难关，而是我们的医疗系统：是那些医护人员，早就需要翻新的医院，和长期资金不足的医疗项目。与之前的所有大流行病一样，这次的新冠肺炎终会结束。当它结束时，我们的医疗系统又要回到那种被旧流行病困扰的日子：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社会不平等，以及一个资金不足的公共卫生医疗系统。政治和经济利益似乎永远比一个完善的医疗体系更为重要。我不禁要问，这次的新冠肺炎大流行是否会成为公共卫生政策的转折点。在“保持社交距离”结束后，我们这一代人是否有勇气站出来，要求将明智、知情、务实的公共卫生政策确定为公共和私人经济活动的核心？

1975年，塞缪尔·普雷斯顿（Samuel.Preston）提出了著名的“普雷斯顿曲线”，试图告诉世人，一个社会中普通民众的预期寿命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成正比——平均而言，富裕国家的人往往比贫穷国家的人长寿——但这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当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定水平后，预期寿命就会趋于平稳。

普雷斯顿将预期寿命设为健康指标，但显然健康不仅仅是指一个人的寿命长短，它还包括许多其他因素。一直以来普雷斯顿曲线的批评者都在指出文化程度、营养和整体公共卫生等方面也很重要。此外，正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其章程中定义的那样，社会公正、精神状态和社会关系等因素同样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没有疾病，更是因为这是一种“身心和社会都完全健康的状态”。如果按照这样的健康标准来衡量，那么答案很明显：社会财富并不等于民众的健康。这次的新冠肺炎很可悲地提醒了我们这一点。

新冠肺炎爆发的规模和死亡人数使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元气大伤。各地的医务人员感染率都很高，呼吸机和个人防护装备等基本用品一直供不应求。在加拿大，无论医院大小，医护人员在为其他患者提供基本服务的同时，还要担心他们是否有能力去应对激增的感染人数。

如果长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指导的结果就是带来当前这样的公共安全危机，长期看护机构人满为患，医院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妥善隔离疑似甚至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医生必须决定哪个重病患者可以进入重症监护病房获得存活机会，而哪个不能，那么促进金融精英主义的经济体系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政策作为我们社会和经济体系的核心，则财富的累积就毫无意义。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过去后，世界可能会面临经济衰退。对于加拿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准备，我们的反应速度，防疫措施等等方面的批判性分析也将随之而来，但除了总结惨痛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反思其对社会的启示。我们会依然仅仅满足于经济增长的现状吗？还是我们会要求在经济复苏的同时也能实现真正的健康——那种大多数国民一直无法实现的幸福的状态。

我们会要求政府把刺激经济的巨额投资分出一小部分转向为对公共卫生的投资吗？还是我们回到过去的样子，政客承诺给我们清新的空气，却去投资了管道建设？急需扩张的医院让位于官僚程序和个人利益？审查医护人员，贬低他们，说他们有中国血统不够忠诚，然后等到在资金不足的大流行病期间，让医护人员拖着筋疲力尽的身体去工作时才施舍一两声肯定的表扬？

随着这场危机的发展，我们必须问自己这些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