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4月12日。截止到今天，加拿大共有确诊病例24383人，其中卑诗省1445人，阿尔伯塔省1651人，安大略省7049人，魁北克省12846人。

 

随着疫情发展，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把现在的局面比作了一场战争。甚至有报道专门指出，在评估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这次新冠疫情给加拿大造成的损失会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俗话说，一场战争中最先被“牺牲”的可能是真相。现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情形下，各级政府对于疫情的数据几乎都默契地采用了一种“公开的不公开”政策。曾经我们批评过其他国家的数据不够透明不够详实不够准确，等到疫情传播到北美，却发现这里的政府正在公开坦然宣称自己不会公开所有资讯，理由千奇百怪，从保护病人隐私，到尊重地方自治，乃至是为了防止引发恐慌，也就是“社会维稳”。

 

也正因此，北美社会各阶层对于政府的信任似乎也快降到了谷底。当下社交媒体的存在，削弱了公众对诸如政府、主流媒体和“二战”之后基于规则建立的国际秩序支柱等长期存在机构的信任。世界可能正迎来最严重的“真相和信任”匮乏的时代。至少目前，政府向民众提出的前所未有的要求——居家、保持距离、注意清洁和健康——还没有停止的迹象，同时通过不停宣布疫情实现了良好的控制。这种矛盾正挑战加拿大的经济、社会和心理极限。

 

疫情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互信关系出现疏远的同时，社区中人与人的联系正在不断加强。用多伦多的公共关系专家、执行公关顾问鲍勃·皮卡德（Bob Pickard）的话说，“当政府说每个人都应该与别人保持一定身体距离的时候，人们的情感联系却被加深了。全国各地甚至更大范围内都出现了社群主义的复兴。人们会在许多日常善行中表达他们对其群属的感情，而且无论线上还是线下，他们似乎都重新建立了与社交网络的联系。我觉得这很新鲜。”

 

但是，加拿大的这种情况在美国可能并不适用。当加拿大总理小特鲁多让国民紧密团结在“对执政团队的不信任”这一旗帜下的同时，对面的美国总统在用自己的荒腔走板进一步分化着美国社会。在白宫新闻简报室的讲台上，特朗普表现得从来没有这么不可理喻。他大部分时间猛烈抨击他认为有敌意的记者，与此同时，还一直在吹嘘未经证实的药物疗法；不顾医疗顾问的建议，预测疫情会早日过去，并夸耀自己的电视收视率，然后转头就开始跟各州抢夺医疗物资。从天气一热疫情就会过去，到大号流感，到美国有神药，再到现在的美国人有先天免疫，下个月就能复工。现在想要嘲笑美国这位天选之人的不可靠，你甚至不用组织词汇去批判他，只需把他过去60天里自相矛盾的发言汇总一下就够了。

 

问题是，加拿大政府的“不可信任”紧密团结了加拿大人民，而在美国，有一半民众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位最懂病毒的人说的每一句话（他们在华人使用的微信上表现得尤其狂热，甚至在加拿大华人微信群里都有很多极端的特朗普爱好者）；另一半人则对他的每一句话嗤之以鼻，两个阵营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他们不会在有关疫情的问题上达成一丁点的共识，除了要甩锅给中国，以及拨款安抚疫情中的民众之外。美国网络新闻资深人士、马里兰大学菲利普·梅里尔新闻学院客座研究员汤姆·贝塔格表示，“我们好像从不认为会存在所谓的中间立场。但是显然，妥协是可能的……至少可以说，这令人耳目一新。”

 

尽管北美这一对邻国的情况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对信息混杂、实验数据缺乏以及政府对危机处理不力的持续报道，还是加剧了两个国家政府面临的挑战，他们并没有准备好对付这场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疫情。在北美大陆，处处都是自相矛盾让人摸不到头脑的政策法规，政府先是告诉我们口罩没用，出门在外不需要戴口罩，现在又改口需要戴上口罩了。在不少加拿大地区，人们在人行道上与他人擦身而过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公共公园这样的开放空间独自逗留，却可能面临巨额罚款。在卑诗省，政府要求出售生活必需品的商店须保持营业，这里面不包括五金家电商店，却包括酒类专卖店。

 

在国际关系层面，这种慌乱与自相矛盾也在不断凸显。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曾经密不可分的贸易伙伴，不管私下关系如何，至少一直对外歌颂着两国紧密的经济联系，现在却因为防护装备（如口罩、手套和防护服等等商品）而撕破脸皮，在保持双边贸易通道的畅通上，态度越来越勉强。

 

某种程度上，加拿大人正紧张地关切着病毒在它美国邻居那儿的传播情况和事实，倾向于把美国作为衡量自己成功或失败的参照物。美国的抗疫工作极大缓和了边界以北的不同政治阵营民众的分歧。

 

美国的病例总数已超过55万，死亡人数超过2.2万。相比之下加拿大目前情况好得多，除了人数上的悬殊，按比例计算也少得多。于是，让加拿大人团结在一起的理由，除了对本国政府工作效率失望之余兴起的守望相助之心，还有这种对美国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加拿大人基本上是通过将自身与美国人进行比较，来评估或权衡其应对冠状病毒的成果。如果不是因为加拿大文化的独特性，我怀疑这里的情况会比以前更加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