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加拿大各省相继逐步解禁社会限制，逐渐复工复课。一个原本严重疫情掩盖的社会分歧却逐步激化严重了起来。这就是我们之前曾不止一次提到，不同收入阶层，面对疫情的不同感受所带来的分歧。之前面对病毒的威胁，大家都躲在家里，媒体的广告和海报铺天盖地的宣传着“我们共同抗疫”，这个说法是为了呼唤集体责任，也是为了在社交隔离、孤独和人际交流缺失的日子里提振士气。但很遗憾，事实却并非如此。最容易感染新冠病毒的人：老人、体弱的人、穷人、社会地位低的人，以及在生活中面临巨大压力的人。他们是最容易被新冠病毒夺走生命的人。还是上述那些人当中，有人没有足够的资源获取帮助，有人无法承受停工的代价，有人必须现场工作，这样才能提供食物、清理垃圾和照顾年老体弱的人士。现在，他们急切的盼望全面复工，让自己的收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也在强烈要求全面复课，让他们的子女能够在自己工作的时候有地方可去。

而中产以上的阶层，在疫情期间有足够的支持和资源，能够躲在家里。也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能够通过额外的网络课程保证自己子女的学习进度不会落后。所以会对于政府开放社会进度太快而感到不满。因为他们只能感受到疫情的威胁，却对于因为防疫而加剧的经济生活压力并不敏感。

而现在各省政府都选择了阶段性的社会解禁，这两个群体的分歧就变得格外严重。一方强烈要求社会尽快回复正轨，而另一方则认为他们都是一群不怕死而又唯恐天下不乱的激进疯子。这一点在卑诗省学校开学这个议题上体现的尤其明显。在卑诗省为了配合全国解禁时间表宣布学校可以在6月1号开学但是家长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让孩子回到学校之后。家长们就分裂成了明显的两个阵营。急需孩子返校的双职工家长宣称返校上课才是正统，强烈要求学校把教学重点从网络教学转向返校学生；而包括大多数华人在内的一大批家长则表示让孩子回到学校学习才是不负责任，并且依靠着人数优势不断要求学校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网络教学上面。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看似双方当都有大道理作为依据。但是说实话，本质的差别还是在与双方面对的而经济压力不同而已。

在社会学中有一个专有名词“社会梯度”，它衡量的是某个群体或社会中富人和穷人的差异。当差异变大时，健康、教育和生产力都会受到负面影响。自从封建时代以来，当前西方社会的社会梯度已达到了新高，并且还在持续上升。

我们已经看到，关于集体主义、尊重政府角色和尊重平民的等理论的进一步普及，已经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在德国，中国和韩国，人们很高兴看到一个职能完善的政府治理体系做到了很多传统西方行政体系做不到的事情。因此，政府的受信任度变高，社会福利系统获得了认可，人们甚至愿意在牺牲某些个人权利的情况下进行再分配。反观美国，中西部省份游行示威要求解禁的民众和东西沿海地区要求加强防疫的民众，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政治理念或者文化水平的差异体现，但是骨子里，还是经济阶层的问题。毕竟硅谷的IT中产是很难对因为企业停工而失去收入的肉联厂工人所面对的生存压力感同身受的。新冠疫情则是在这种社会分裂的现实当中不断的扩大传播。之前一段时间，加拿大面对的社会分裂与对立情况要比美国好的多，但是随着逐步解禁的推进，对立也在增长，这就需要从政府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对自己的行为有更多的反思。

一方面，新冠病毒大流行带来了不少正能量，大家可以共同促进平等，让所有人（包括子孙后代）的心态变的积极。另一方面，在危机面前，种族、贫困和其他形式的污名化，都会给人带来大量的负能量。面对经济、社会和健康方面的压力，指责他人和希求快速解决方案已成为了一种条件反射——这是污名化的体现，也是民粹主义的根源。如此被扭曲的“我们”与“他们”水火不容，大家共同抗疫岂不天方夜谭？

虽然悲剧和痛苦还在剧增，新冠病毒大流行至少在目前看来是抑制住了大多数的动荡。但是动荡并没有消失，而且许多深层次的隐忧已经加剧。社会梯度仍在继续拉大。接下来的数月，我们将通过这场危机塑造经济体和社会体制的新常态。但是，我们是否能继续保持一颗包容的心，体谅与自己立场对立者的难处，从而避免出现政治动荡、社会对立等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