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里面作者多次提到过，在本次疫情当中加拿大不同族裔不同收入的人受到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这暴露出了加拿大全民医保体系之下，不同社会阶层面对的健康保护有着巨大不同。发文之后就收到了不少读者的反对，认为我这又是在污蔑加拿大。在此之前加拿大各地政府拒绝公布不同“社区”的详细感染情况，只是发表笼统的大范围数据。这也确实让本人在回应这些质疑者的时候拿不出那么明确的数据。幸好尽管联邦和省一级的政府到现在为止仍然拒绝对不同收入阶层居住的各个具体小区的新冠疫情传播情况进行总结与披露（官方理由是会伤害部分社区住户的感情，撕裂社会）但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终于在本周四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将其统计的不同社区的疫情数据进行了公开。

数据显示，在多伦多低收入和高收入社区，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的数据上出现了惊人的差异。值得关注的是，该市西北部受影响最严重的五个社区每100,000居民中平均会出现1000例冠状病毒病例，而受影响最少的五个社区每100,000住户中平均出现不到60例确诊病例。受影响最低的五个社区居民平均收入全部在全市收入前十之列，而毫无意外的受影响最严重的五个社区也都是低收入社区。事实已经证明，尽管我们一再宣称病毒面前无贵贱人人平等，但实际上贫困和少数族裔聚集的社区受到了最大的打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前线从事低薪工作的工人或家庭居住条件拥挤而无法在家中保持社交距离的居民，或同时兼有这两个因素的人，显然会比躲在家里远程工作的白领乃至只需要远程指挥的富翁老板更容易感染病毒。

多伦多市长约翰·托里（John Tory）表示：“我相信向公众发布这些信息是利大于弊的。”我认为他说的很对。与加拿大其它地区的政府以及很多对加拿大”一往情深”的中国网友不同，多伦多市知道这些事实是不可以躲避或掩盖的，公开数据并不是为了指责和羞辱居住在那些地区的人们。而是为了根据社区实际情况来制定公共卫生策略；为了在最危险的地方进行主动检测；为了采取有效措施减少那些更可能受到感染的人的风险，保护他们的家庭，并减少进一步的社区扩散；为了最有效率的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和支持。

对此，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咏诗博士（Theresa Tam）也做出了回应，她表示“很高兴看到多伦多发布了更详尽的数据，因为这有助于公共卫生部门有针对性地展开工作。”

当然多伦多只是加拿大的一个城市，但是在其它地区拒绝公布同类数据的情况下，多伦多的数据成了一个重要的代表性样本。而根据以多伦多为例，排在居住社区平均收入水平之后，影响疫情在不同人群中传播效果的第二大因素是人们从事的不同工作。根据数据，最容易感染新冠病毒的职业是医护工作，在此次新冠大流行中，有4577名医护人员的测试呈阳性。其次是肉联厂的工人，再往下依次是收银员， 清洁工， 快递公司的送货司机，再往下才能排到最引发讨论的养老院护工。当然了，如果我们把退休养老也当作一种“职业”的话，那么多伦多地区的养老院居民以4,964人确诊，其中近三分之一死亡的数据占据了这个榜单的第一名。

收入水平与从事职业，这两个因素成为多伦多市民面对的新冠传染危险大小最大决定因素这个事实充分的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这次疫情已经暴露了在本次疫情传播的本质除了是一个医学问题之外，同时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只要其经济条件能够支持其进行严格的居家隔离，那么中高收入社区的疫情传播其实是能够被严格控制的。而疫情传播之所以难以控制，不是因为现有的“戴口罩，勤洗手，少外出，保持社交距离”等等基础手段无法有效避免被感染风险，而是因为大量低收入阶层与体力劳动者的经济条件无法承受带来的经济压力，进而无法遵守这些防疫规则。而加拿大各地政府实际上一直在可以避免提起这一问题，直到日前多伦多市政府终于首次正视新冠疫情传播中的社会影响因素。在此我也呼吁加拿大各级政府，不去提及这一敏感问题并不是对低收入者的善意保护，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鸵鸟态度。尽快的正视疫情传播迟迟得不到控制的根源，在于弱势群体没有能力完全遵守防疫指南，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帮助这些低收入家庭，减少他们被传染的风险才是解决本次疫情的核心问题。